1000万青年下乡（为什么要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本文目录

• 为什么要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 所谓的知青下乡是怎么回事
• 1968年开始的知青上山下乡号召的这几年里面，全国共有多少下乡知青（1968年前的社会青年下乡例外）
• 北京市招聘“乡村振兴协理员”，专家：这不是“上山下乡”
• 知青是怎样回城的
• 知青上山下乡人口是多少万

为什么要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为了让知识分子体验贫下中农的艰苦劳动的革命精神，彻底改造他们的阶级思想，让他们的意识形态彻底融入社会主义的革命中来。“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为缩小城乡差距），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团市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群众路线运动。

所谓的知青下乡是怎么回事

1、广义泛指下放到农村、掌握一定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2、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或高中教育。

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的估计在约1200至1800万之间。

扩展资料

“文革”中最早要求下乡的红卫兵是北京的蔡立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当时党和国家号召和鼓励城市青年“下乡上山”，目的是为了解决城市青年学生就业，加强农业生产。

1955年9月，毛泽东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标志着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在全国范围内启动，1956年那一年，全国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或志愿或被动员加入了垦荒队伍。

整个50年代，中央没有专门机构统筹管理，当时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基本上由地方自行安排和组织进行。1962年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下乡上山。

资料显示：至“文革”开始前，全国共有城镇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劳动力196.9万人下乡上山。其中知识青年达到129.28万人，占全部下乡人数的65.6%。

在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识青年中间，最有影响的当属河北的邢燕子、侯隽和江苏的董加耕。1964年12月26日，董家耕、邢燕子受邀参加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设的小型生日宴。他们的座位紧靠毛的左右两侧。

席间，毛泽东问他俩的文化程度，并多次给他俩夹菜劝餐。侯隽的成长也得到周恩来的关注。他们是那一代下乡知青中的幸运儿。

1966年蔡立坚18岁，是北京市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学生。红卫兵大串连时，她随该校一支长征队去延安串连，途经山西榆次县一个贫困山村——黄采公社杜家山。蔡立坚见到那里山地很多，大都没有开发，农民过的日子很苦。

她觉得这是发挥知识青年作用的好地方，琢磨自己该不该留下来在这里插队。一直到长征队已离开杜家山280多里时，她毅然告别同学，只身返回杜家山，向乡亲们表示要扎根杜家山，同他们一起建设山区。办过一系列手续后，1968年3月，她正式成为这里的一名新社员。

1967年10月9日，北京市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一中的10名毕业生，前往内蒙古西乌珠峰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起程的那天清晨，他们汇集到天安门前，面对毛主席巨幅画像，宣读了誓词，这是首都第一批奔赴内蒙大草原的红卫兵。

1968年2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中学红代会的55名红卫兵摘下袖章来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宣誓辞行，成为首都第一批参加西双版纳建设的红卫兵。

首都红卫兵带头下乡，掀起了一个城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浪潮。这是一股奔腾不息的洪流。裹挟其中的，不仅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生和社会青年，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大量医疗、文教工作者，国家干部及一些受运动冲击的“专政对象”。

从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原野到孔雀开屏的西双版纳，从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到南疆海岛的橡胶林场，从呼伦贝尔盟大草原到世界屋脊的西藏，到处都是知青的足迹和身影。

1968年开始的知青上山下乡号召的这几年里面，全国共有多少下乡知青（1968年前的社会青年下乡例外）

1600多万人。毛泽东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北京市招聘“乡村振兴协理员”，专家：这不是“上山下乡”

5月28日上午，应聘北京市乡村振兴协理员的高校毕业生，将进行线上考试。      今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关于实施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精神，北京市组织2022年招聘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到农村从事支农工作，担任乡村振兴协理员。      “乡村振兴协理员”岗位，自2019年即开始招聘。2019年招聘400人，2020年522人，2021年508人，2022年461人。由于今年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1000万，成为“最难就业季”，这一持续招聘大学生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项目，被网络舆论拿来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做对比，认为这是新时期的“上山下乡”。      据记者采访多位专家，认为这是完全不客观的，二者有着根本区别。而且缺乏人才成为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就业压力较大，同时，随着乡村价值的提升，乡村产业开始多元化，逐渐具备了吸引人才的条件，乡村与有志扎根农村、服务乡村振兴的青年人才存在着双向吸引、互相需要。      招聘“乡村振兴协理员”的背景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支持地方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综合利用教育培训资源，灵活设置专业(方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乡村振兴培养专业化人才”。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要“发展适应城乡居民需要的休闲旅游、餐饮民宿、文化体验、健康养生、养老服务等产业”，“鼓励高校毕业生下乡创新创业”。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陆继霞对记者表示，客观来讲，农村发展需要懂得新技术、适应新发展、能为乡村增添新动力的群体，而这也为招聘高校毕业生担任“乡村振兴协理员”政策的出台提供了政策依据。因此，这应该是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培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的基层人才，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干事创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和智力的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一直都是全社会发展的短板，为了加强乡村的建设，党和政府出台了许多乡村人才扶持政策，比如“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政策。自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进一步加大了乡村对人才的需求。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青年理论研究小组研究人员刘洋对记者表示，乡村振兴协理员就是加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乡村人才扶持政策、加大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保障的重要之举。高校毕业生素质较高、富有干事热情，对提升基层组织乡村治理能力作用比较突出，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也有利于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团总支书记、助理研究员倪坤晓称，乡村振兴，关键是人才。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正是基于人才短缺的客观现实，北京市作出了招聘乡村振兴协理员的政策部署。      大学生需要就业机会，农村缺乏高素质人才，“乡村振兴协理员”的招聘，也是为了解决双向需求，但是却被网上舆论解读为新时期的“上山下乡”。      陆继霞认为，北京市招聘“乡村振兴协理员”岗位，本质上是因为乡村高素质人才缺口和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之间形成了双向需求。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多重原因使得乡村人才大量流失，缺乏人才成为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也看到当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就业压力较大。      她说，随着乡村价值的提升，乡村产业开始多元化，逐渐具备了吸引人才的条件，乡村与有志扎根农村、服务乡村振兴的青年人才存在着双向吸引、互相需要，而并非政府单方面动员的政治动员。所招聘的也是有志于扎根农村、服务乡村振兴的高校毕业生，以满足乡村振兴的人才需求。此外，经考试录用后，上岗的乡村振兴协理员享受国家及北京市相关优惠政策，并设有考核奖励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这也与“上山下乡”时期有着根本性的差别。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乡村人才振兴研究课题组研究人员雷泽对记者表示，如果仅从形式上看，“乡村振兴协理员”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安排高素质人才到农村工作，但实际上，“上山下乡”的目的是让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而“乡村振兴协理员”是让高素质人才发挥自身才能带动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一个是接受教育，一个是帮助发展，二者有着本质区别。      “乡村振兴协理员”的特点      对比“乡村振兴协理员”跟以往的“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的区别，倪坤晓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区别。      一是任期不同。根据规定，高校毕业生经过公开招聘，成为“乡村振兴协理员”后，将与所在乡镇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为5年，在基层服务年限计算为工龄。“乡村振兴协理员”列入北京市“三支一扶”计划，任满1个合同期且考核合格的，颁发《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享受国家及本市相关优惠政策。以往的“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服务期一般是2-3年。      二是待遇不同。乡村振兴协理员的工作生活补贴基本达到本乡镇机关从高校毕业生中新录用工作人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收入水平，并建立考核奖励机制。同时，乡村振兴协理员还享受“五险一金”和一次性安家费，参加重大疾病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三是后续发展不同。主要分为“续聘”和“多渠道流动发展”两个方向。第一，鼓励乡村振兴协理员扎根农村基层:任满1个合同期、在村表现优秀的，可根据双方意愿，按规定程序续聘;当选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可将合同期延长至村“两委”任期届满。第二，支持合同期满且考核合格的乡村振兴协理员多渠道差异化流动发展:按规定做好定向考录公务员工作;组织事业单位专项招聘工作，乡村振兴协理员工作所在基层的事业单位有岗位空缺的，可直接聘用，并不再约定试用期;鼓励企业吸纳人才，支持创新创业和灵活就业;落实考研加分政策，支持继续学习深造等。      刘洋提到，这都是一种乡村人才扶持制度，都是主要面向高校毕业生。由于政策出台的时代背景不同，“大学生村官”主要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乡村振兴协理员”主要是为乡村振兴服务。“三支一扶”政策一直都有，设置“乡村振兴协理员”就是对第四轮“三支一扶”计划的贯彻落实，可以理解成前几轮“三支一扶”的升级版。从服务年限来看，“乡村振兴协理员”服务年限为5年，较“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的2-3年变长了。      雷泽表示，尽管“乡村振兴协理员”跟以往的“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都是引导人才服务乡村的一种形式，但前者并不是单纯将培养农村管理干部作为目的，因此其招聘对象不同于后者有着比较严格的限制，能够广泛吸纳各类实用人才服务乡村。同时，“乡村振兴协理员”的工作内容涵盖农业农村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相对于“三支一扶”主要负责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来说，在人才数量、多样性等方面的需求更高。      此外，北京市招聘“乡村振兴协理员”，也是北京市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所推出的一项人才吸引政策，但并不是只有北京市才重视人才服务乡村。实际上，近年来，各地都在探索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现路径，借助不同的项目、采用不同的形式吸引人才服务乡村，虽然名称不叫“乡村振兴协理员”，但性质相同。      大学生到乡村就业“双向吸引、互相需要”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一个管长远、管全面的战略。然而，新冠疫情暴发这三年，大学生就业压力逐年增加，今年又新增就业需求1000多万。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农业能否成为“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既满足大学生的就业需求，又为乡村振兴带来真正需要的人才?      刘洋认为，首先，我们不能把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理解成政府加大乡村地区人才招聘的首要任务，高校毕业生也不能把乡村就业作为自己的被迫选择。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的重大长远战略，对乡村而言是一个巨大发展机遇。但另一方面，乡村发展不足、条件艰苦、缺乏人才，对人才的需求因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而越来越多，随着资源投入的加大，未来将吸引更多人才投入到乡村建设之中。高校毕业生只要肯吃苦、敢拼搏、多奋斗，一定可以在乡村这片广阔天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片事业。      陆继霞表示，农村缺乏帮助村民策划运营、管理资源的职业经理人，要想让乡村成为大学生、各种人才愿意来且留得住的地方，就需要创造吸引人才的就业条件。比如，通过城乡村联动，推动非农就业，拓展乡村产业空间，创造更多的新业态。在云南昆明，有6个村开展了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实验，旨在以城市动能带动乡村发展，也打造了一系列新业态，引进乡村CEO来帮助经营乡村。      此外，还要配套完善的乡村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金融等，吸引真正的人才。      在吸引人才方面，在其他省份，也有类似的制度安排。比如四川省，2021年9月，省人社厅公布了四川省实施第四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相关事项。从2021年—2025年，四川省实施第四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全省每年选拔招募不少于1200名高校毕业生从事“三支一扶”服务。      本轮计划聚焦乡村振兴，引导人才向基层流动。首次提出探索设置乡村振兴协理员等岗位。根据规定，在进一步优化保障政策方面，本轮计划明确为“三支一扶”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商业保险、缴存住房公积金等;强化考核奖励措施，对考核优秀的给予通报表扬并按考核等次给予一定奖励;加大就业创业帮扶力度等。      再比如在山东，2019年，济南市公开选聘1300名左右大学生到村担任“乡村振兴工作专员”。这种岗位是“村级组织特聘岗”，不具有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身份，聘用人员实行合同制管理，由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一般2年。聘用人员的工作职责是协助做好本村乡村振兴、基础治理、基础党建等工作。“乡村振兴工作专员”的激励举措是纳入区县“村干部后备人才库”重点培养，任职期间表现优秀的，选拔进村“两委”班子。      2020年，山东省德州庆云县公开招募“乡村振兴服务专员”20人。庆云县对于“乡村振兴服务专员”也有一定的激励措施。例如5年服务期满，且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等次的，经体检合格后，采取考核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为乡镇事业编制工作人员。      刘洋表示，“乡村振兴协理员”并不是北京才有，其他省份也有类似职位，比如乡村振兴指导员、乡村振兴专员等，在第四轮“三支一扶”计划的要求下，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省份设置类似职位。

知青是怎样回城的

从六八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后、全国数千万十多岁的初中生、高中生纷纷响应号召争先恐后地离开父母及熟悉的生话环境到各地农村去。激情过后便是不安、回城的呼声越来越大，最终最高当局同意“知青全部返城”。至此“上山下乡”正式结束。

知青上山下乡人口是多少万

2000多万青年下乡。

3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30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成为了回忆。但是，这场在30年前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影响了20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一生，而且冲击了这2000多万知青的父母、家庭、学校以及周围的社会。

扩展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

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1962年开始有人提出要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化地组织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即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此外66至68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得中共领导机构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